郭冰茹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路径反思与理论建设 ——基于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写作互动关系的考察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女权运动中产生,强调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是其核心特征。中国近代虽然没有独立意义上的女权运动,然而亟待启蒙的女性意识和社会生活中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文本中不断浮现,这使女性主义批评在当代中国的衍生获得了适宜的土壤。不过,在中国,性别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存在,女性文本即便涉及性别议题,也很难抽离出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就性别而论性别。若女性主义批评单纯强调性别,很容易使本土的批评实践忽略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以及自身女性写作的特殊性而造成误读。因而,正视语境的差异,重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国化过程中的特殊性,才能对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写作做出符合历史逻辑的阐释,也才能充分认识到女性主义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是建立在女性写作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反思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旅行历程,调整既定的理论批评范式以适应并促进女性写作的发展,建设生长在中国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
01
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知识界落地生根,中国的妇女研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发展到壮大,从被忽略到受关注的过程。作为妇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也在这一历程中发展和成熟起来。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是在20世纪60年代妇女争取女权的社会运动中,随女性文学的产生而出现的。作为争取平等权利的一种表达方式,女性文学在女权运动中应运而生,文学评论为女性写作进行积极的理论探索,继而逐步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并成为学院的一种知识生产。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形成过程说明,明确的性别意识是其理论建设的基础。
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话语实践中,“性别意识”特指女性的性别意识。乐黛云在整合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之后,将其界定为:“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特殊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以外的女性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觉方式和叙事方法。”乐黛云对性别意识的概括带有20世纪80、9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的鲜明特征,即:具有明确性别立场的看世眼光和强调女性有别于男性的性别特质,而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女性主义批评所倚重的性别立场和性别意识对文学研究,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研究者以性别为切入点重新清理文学史,使许多对中国文学做出贡献的女作家走出了尘封的故纸堆,也对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见的女作家做出了性别立场的重新评价,成为“重写文学史”的积极尝试;另一方面,批评家以性别意识介入文学批评,肯定女性经验的权威性,分析女性文本的主题、结构和创作心理,总结女性写作的特征和规律,成为建构女性文化或者女性美学的一种努力。不过,伴随这两项学术工作的逐渐展开,对“性别”的强调所带来的问题和局限,也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呈现出来。这不仅反映在“性别”对女性写作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遮蔽,也反映在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批评对“性别”的不同认知,以及“性别”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自身发展空间的限制等诸多方面。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作为文学现象的女性写作是由女性主义批评催生的。在性别视角的观照下,新时期初年的许多女性文本都被解读出性别意识,纳入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视野中,比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谌容《人到中年》、戴厚英《人啊,人!》等。从性别角度看,这些文本都折射出了女性在情感、家庭、事业、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困境。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和女性写作生成的初始阶段,这样的分析阐释无疑是必要也是必需的,然而只关注性别却悬置此类文本产生的语境,忽略文本的整体结构和意义,很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读。因为在1980年代初的文化现实中,包括女性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都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的虽然是女性的情感问题,但在当时的反思潮流中,不能忘记的“爱”被赋予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含义,对“爱”的呼唤也是对被集体话语压抑的个人情感的呼唤;《在同一地平线上》描述的虽然是一个女人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艰难的平衡和最终的选择,但文本同时也反映出个体在百废待兴时为了抓住自我实现的机会,只能不管不顾地奋力拼抢,哪怕以牺牲家庭为代价;《人到中年》处理的仍然是女人在家庭和事业的双重重压下的不堪重负,但同时更是对中年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关注;至于《人啊,人!》,其最突出的主题便是彰显出一个大写的“人”:“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语境中,即便要强调性别问题,仍不宜将性别从语境和文本中分离出来,忽略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文化立场。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发展和成熟,女性文本中的性别意识被有效开掘和深入解读,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强化的性别意识不仅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或改变了男权中心的文化现实。但是,单纯以性别意识作为理论视角的研究无法兼顾女性文本的多元性,也会使女性文本的多重意义,尤其是性别议题之外的意义被忽视。事实上,新时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文本很难被纳入只强调性别意识的话语实践中。以铁凝和迟子建为例,这两位都是当代文坛上重要的女性作家,她们都创作过具有鲜明性别意识的作品,比如铁凝的《玫瑰门》,迟子建的《逆行精灵》。然而在她们创作的文本序列中,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安德烈的晚上》《午后悬崖》,迟子建的《一坛猪油》《清水洗尘》《雾月牛栏》,等等,都很难按照既定的性别视角去解读。换言之,女作家不一定被性别所固定,除了对性别的表达,她们也关注超脱了性别的人类的普遍的善、普遍的心灵困境、普遍的脆弱、挣扎和纠结,以及普遍的坚强、执着和爱。其实,不只铁凝和迟子建,活跃在当代文坛上,受女性主义批评关注的许多女作家的创作,都是既有包含女性主题、性别视角的写作,也有超越女性主题,不囿于性别视角的写作。张洁、张抗抗、王安忆、方方、池莉、徐坤等,还有更年轻的一批女作家,比如鲁敏、乔叶、黄咏梅、笛安、张悦然等均是如此。性别视角当然是女作家观察世界的视角,但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女作家进行文学书写时的唯一视角。相应的,性别意识、性别视角、性别立场也不应该是衡量女性文本的唯一标准。
女性主义批评强调性别立场和性别意识,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强调是否能与文本产生的语境以及文本内部深层的意义结构相协调。1990年代出现的“私人写作”或者“个人化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尤其是以埃莱娜·西苏为代表的“身体写作”的文本践行者,批评家充分利用了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赋予此类文本以女性美学的意义。然而,这种具有鲜明性别立场的解读也存在着问题,一方面,没有考虑到彼时文学生产过程中消费行为介入的具体语境,在女性的身体、欲望、自慰、自恋被商业包装和炒作成为作品的主要卖点后,只单纯强调极端身体经验的书写对既定文化规范的抗议性和颠覆性,这不仅强化了女性“被看”的境遇,同时也使女性身体经验书写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在此过程中被消解。另一方面,没有将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放置在199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讨论,忽略了此类文本内部深层的意义结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个人化写作”并非女作家专有,它的出现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赋予“私人生活”以书写的合法性有关,也与文学写作想要通过个人经验,尤其是身体经验的表达来对抗某种集体主义话语,解构宏大叙事有关。只关注到文本中的“身体”,反而将女性更为牢固地禁锢在身体上,消解了“个人化写作”中女性文本以身体经验对抗集体记忆,以个人经验解构宏大叙事的文本意图。可以说,当女性主义批评仅仅借用西方理论来捍卫“身体写作”的正当性,而忽略文本产生的语境及其自身的多义性时,这种理论援助就显得格外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对性别问题的处理也并不完全契合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性别”的认知。比如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所有的父权制都只是男性力比多机制的投射,女性要摆脱父权制中沉默或缺席的境遇,就必须通过压制对方才能在象征秩序中获得意义,女性文本却有自己的处理方式。王安忆的《逐鹿中街》写一个女人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步地塑造她的丈夫,耗尽心力却不能如愿以偿;张洁的《红蘑菇》写一个女人处心积虑地控制丈夫,最后却得不偿失。在这两部小说中,女主人公都在与丈夫的权力斗争中想要改写既定的权力秩序,成为那个创造者或话语权的专享者,然而她们倾其所有,拼尽脑力和体力,换来的无非是屡战屡败,突围沦为表演的尴尬。这一处理方式一方面说明女性写作并不认可这种以暴易暴,仅仅在象征秩序的权力结构中施行简单的位置互换而不触及结构本身的“夺权”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性别问题有自身存在的语境,西方的批评理论并不能与中国的性别问题完全对应。
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同性情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她将“同性情谊”视为女性历史和女性心理的建设性力量,同时也将其视为女性相互“提供和接受物质支持和政治援助”,“反抗男性暴君”的自足的攻守同盟,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对此也呈现出自己的思考。张洁的《方舟》和王安忆的《弟兄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这一观点的认可,但在《方舟》中,“同性情谊”并非女人主动投身的理想所在,而是她们迫不得已的安身之处;《弟兄们》中的女人虽然是主动热闹地团结在一起,可是一旦离开学校的象牙塔,进入既定的社会秩序,“同性情谊”便立刻分崩离析了。1990年代,林白、陈染、蒋韵、徐小斌等女作家也都在自己的文本中处理了“同性情谊”,她们也让女性借助“同性情谊”构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调节自身与男性、异性恋以及现实社会的矛盾,但这种攻守同盟绝非里奇所描述的那种没有个性、只有共性,没有矛盾对抗、只有和谐共存的完美共同体,而是以尊重和认可彼此的个性为前提的,一旦这种尊重和认可被破坏,同性情谊也随之瓦解。对照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赋予“同性情谊”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理想主义意义,当代女性写作处理的显然是更为现实具体的问题,女性并不会仅仅因为她是女性就天然地具有相同的理想和诉求,“同性情谊”的确立也并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不受任何限制地产生和维系。
事实上,在我们讨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时,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该理论庞杂的体系中,关于“性别”或“女性写作”的认知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伊莱恩·肖瓦尔特曾大致概括了涉及女性写作的四种不同的批评样式:女权批评(feminist critique),通过肯定女性经验的权威性,来匡正和修订传统的男性的文学观;女性批评(gynocritics),研究女性文本的历史、风格、主题等,以确立女性文本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女性本原批评(gynesic criticism),认为文本本身无性别,文本中的女性主体是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强调所有的写作都带有性别,女性主义批评的目的是在文本中进行性别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批评对“性别”的认知过程是其批评的重心从“女权批评”逐渐过渡到“性别理论”的过程,同时也是该理论不断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每一种批评样式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女权批评”强调平权,虽然有一个女权的参照系作为修正,但依然仰仗男权中心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也确立自己的批评准则,因而无法在理论建设方面有所突破;“女性批评”侧重差异,坚持认为存在一种与男性批评传统相冲突的,有差异的,独特的女性文化,但如何界定这种差异却是非常困难的;“女性本原批评”的理论基础来自后结构主义,在解构了女性主体的概念之后,其批评立场也变得暧昧尴尬了;至于“性别理论”,则很有可能让女性主义批评移位或者非政治化。但不管怎样,这样的理论反思决定了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视野中,性别已经成为研究者解读世界的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而丰富驳杂的女性文本正是建构这一知识体系的基本材料。
中国知识界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但接受的路径与该理论在西方通过不断反思逐步推进的过程非常不同,换言之,中国知识界是在功利主义的推动下,共时性地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成果。因而,我们在清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时,就不难发现女性写作并不是完全按照女性主义批评设定的轨迹渐次展开的,而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女权批评”与“女性批评”也共时存在。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功利性的接受,使女性主义批评在借助“性别”分析研究女性文本,追溯清理女性文学传统时行之有效,在结合本土语境与创作实际反思理论局限、推进理论建设方面却乏善可陈。迟子建说:“其实不用张扬身份,女作家在写作时其天然的气质,会出现裙钗的影子,所以大可不必‘吆喝’。我不太关注女性主义的研究,在某个领域它是有积极意义的(例如提倡就业的男女平等),但在文学范畴,容易把作品狭窄化了。”迟子建的观点在女作家中比较有代表性,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女作家对“女性主义”或者“女性写作”的误判,但这样的看法也从另一个层面也说明我们的批评实践还大体停留在女权批评和女性批评上,缺乏对理论本身的反思,也就限制了理论自身的成长。
埃莱娜·西苏
02
与其他文学理论不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其产生本身就是为了服务于女性文本。当然,女性主义批评也只是一种阐释方式,从性别角度进入文本不可能呈现出女性文本的全部意义空间,但是清理近二十年的女性写作,我们也不难发现,如果女性主义批评只关注性别意识和女性美学建构,其能为女性写作提供的理论支持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限。这是因为孕育女性写作的文学秩序和文化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写作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化。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末期,大约可以视为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批评良好互动的时期。两者的相互配合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对女性写作的遮蔽和约束,这不仅体现在作为创作主体的女作家建构起自身的性别认同,自觉地以女性的视角和眼光来观察世界,也体现在中国当代文学以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反映和把握现实生活。不过,21世纪以来,女性写作已然发生了变化,女性写作虽然仍在处理个人经验的表达、性别主体性的确立以及女性历史的建构这些女性主义批评比较关注的主题,但是女性经验已很少作为结构文本的核心事件,性别意识也很少成为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根本动力。这些变化表明女性写作所包含的“性别”问题远比批评实践所关注的性别立场和性别意识复杂得多。换言之,女性写作本身正在突破既定的理论框架,女性主义批评如果不做出相应的理论调整,将很难适应变化了的女性写作。
强调个人经验的书写是女性主义批评建构女性美学的方式之一,建立在个人经验上的“身体写作”尤为女性主义批评所重视。1990年代,林白曾以极端的“身体写作”备受女性主义批评的青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幽闭空间内身体经验的书写确如埃莱娜·西苏所言,对书写的权力秩序产生了一定的破坏性,“它横扫句法学,切断男人当作代用脐带的线,妇女长驱直入不可能的境地”,但是,即便抛开因消费行为的介入和抽离文本产生的语境而导致的误读,单纯将身体经验作为书写对象也只能使写作变成一种自我复制的体力劳动。林白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开始主动将自己的文学世界向社会空间敞开。虽然随后的《万物花开》(2003)、《妇女闲聊录》(2004)、《致一九七五》(2007)、《北去来辞》(2013)依然能够成为关于女性意识和性别立场的批评实践地,但这一文本序列显然包含了比性别问题更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万物花开》以一个乡村少年的视角,写出一个充满苦难和不幸的悲凉世界,同时也透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由意志;《妇女闲聊录》分别触及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和乡村两个不同地缘空间的生存现实;《致一九七五》既是一个人的内心狂想也关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这些文本无疑是性别的,但在性别的参照系之上也叠加了关于历史与当下、个人与社会,欲望与道德等诸多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具备多重阐释角度的意义空间。林白的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女性写作处理性别经验的转变:纯粹的、封闭的、自足的身体经验并非身体、性、欲望的唯一表达,对抗性、否定性的叙述姿态也并非呈现身体经验的唯一姿态。当身体经验不仅作为个人或者女性身份认同的途径,也成为探索生命本原和自由意志的方式时,女性主义关于“身体写作”的批评实践就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林白《万物花开》
相对于身体经验,一个人的经历、情感、思考、认知可能更具有“个人性”,更关乎个人的性别认同与身份建构。乔叶《最慢的是活着》经由“我”对奶奶的认知,进入“我”作为个体的精神成长史,文本所呈现的祖孙之间的对峙与理解似在说明,“个人”的身份建构离不开对祖辈生命经验的承袭和对家族伦理的认同。魏微的《寻父记》是在对父亲的寻找中触摸自己的存在,女儿对父亲的认知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性别经验,而是包含着人情世故、生老病死、微妙的情感和某种难以启齿的利益关系。这种处理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1990年代女性写作中陈染对父女关系的处理。金仁顺的《梧桐》从女儿的视角写母亲的恋爱和再婚,处理的仍然是作为个体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以遵从个人意志为内在价值标尺的现代社会,“个人”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与之相连的某种社会关系的失衡,那么“自我”如何自处,“个人”如何选择才能达到新的平衡?显然,这些带有个人体验的文本触及了关于现代女性心理、情感和身份认同等诸多问题,这些已远远不能为性别经验所囊括。
如何改变女性在象征秩序中被动的客体位置,确立其主体性是女性主义批评立论的起点,王安忆曾在《逐鹿中街》(1988)中讲述了一个关于改造和失控的故事,故事中的女人将所有的心力和体力都投入到对丈夫的改造中,从饮食衣着到社会交往,密不透风、步步推进,但丈夫并不安于被改造的处境,反而兜兜转转地跟她玩起了躲闪腾挪的游戏,最终局面失控,女人以失败告终。三十年后,裘山山的《失控》(2018)讲述了一个几乎同样的故事,只不过主角换成了男人。故事中的男人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说一不二,创立企业同时也创造着他的妻子,从穿衣打扮到阅读休闲,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但是一次普通的旅行,一款极简单的手机游戏就让他处心积虑为年轻妻子搭建起来的防线功亏一篑,甚至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如果说《逐鹿中街》讨论的是性别问题,是在男/女、主体/客体、主动/被动这一二元对立的权力模式中,思考女性如果僭越了规则,获得了主体或主动性的位置,是否能够抵达平等或者解放的彼岸。那么《失控》则否定了男性作为创造主体的权力位置,直接拆解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前提。这意味着男女两性,谁都无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或改写另一性,由此,《失控》讨论的问题超越了性别本身,直接指向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主体性的确立。
裘山山《失控》
对这一问题看法的改变不仅表现在不同作家对相近题材的处理上,也表现在同一作家的创作序列中。铁凝在《笨花》(2006)中塑造的人物取灯与她早年在《棉花垛》(1989)中塑造的乔有几分相似,两人都积极参加抗日,都被熟人出卖,都牺牲于日本兵的屠刀下,但两人体现出来的性别意识和确立主体性的方式非常不同。乔性感早熟,深谙两性之间的游戏规则,因为爱上了来村里宣传抗日的干部,因而积极投身革命。在乔的世界里,遵从个人的情感和欲望远比忠于信仰、献身民族解放大业重要得多。到了《笨花》,取灯并没有被刻意强调其“女性”特质,也没有突出她作为“个体”的情感和欲望,她就是一个善良、宽厚、坚定却也平常的邻家女子,国难当头,她和众多热血青年一样积极投身抗日最后英勇牺牲。乔到取灯的变化,一方面与作家的写作目的、历史认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语境的变化有关。1980年代末,文学创作正处于解构宏大叙事的潮流中,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正是通过剥离出附着在人物身上的理想主义光芒,强调人的身体、性本质、情感、欲望等实现的,乔的革命与牺牲都与她的个人意志有关。而当文学泛滥于俗世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时,人的主体性同样无法确立,作家们开始有了重建宏大叙事的写作企图。取灯被重新放入历史,她身上少了乔那种尖锐的个性和性别意识,却更接近一个时代里最广大的负荷者。换言之,如果此前的女性写作可以通过彰显性别意识和性本质来解构宏大叙事、确立人的主体性,那么随着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改变,文学书写已经无法超越历史现实、民族国家、道德伦理而再度凭借对性别意识的书写来确立人的主体性了。可以说,女性主义批评曾经赋予性别意识以建构性的力量已经在新的语境中逐渐失效了。
改变女性在历史长河之中“物”的处境,让女性扮演叙事者的角色也是女性主义批评重要的学术工作之一,因为女性主义批评认为,历史经验并不完全属于男性,女性可以通过书写,通过表达,通过叙事进入历史,构建出有别于男性传统的女性历史。1990年代,不少女作家涉笔历史,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蒋韵的《栎树的囚徒》、徐小斌的《羽蛇》等。这些关于历史的书写,因为既定的性别立场,都自觉地疏离甚至悬置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历程,通过性别经验、内在感受、文化想象建立起具有女性美学特质的“女性历史”。不过,21世纪以来叙述历史的女性文本大多没有沿着这一轨迹继续深入,反而不再以建构“女性历史”为叙述目的,也不再以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来认识历史。比如王安忆的《天香》围绕晚明时期的民间艺人造园雕木、制墨裱画、织锦刺绣的过程渐次展开,透过精雕细刻、推陈出新的造物过程,来探寻世俗生活背后的美学追求和哲学意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一个部落近百年的生活史,写他们的饮食男女、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和乞灵敬神,表达出万物有灵、因果相伴、顺应自然的生活理念和宇宙观;铁凝对《笨花》的叙述从1895年开始,在1945年收尾,甲午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桩桩件件都是历史大事,村子里有人出去带兵打仗,有人守着家业努力过安生日子,有人信耶稣把自己交给上帝,有人为国家为民族献身革命,平头百姓各自的人生选择呈现出大历史的斑驳芜杂;范小青的《灭籍记》以个人寻找足以证明身份和归属的各种档案进入历史,描绘出个人生活的偶然性与历史进程的必然性相互碰撞之后的繁杂局面,呈现出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荒诞、疯癫与理性、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复杂纠缠。从这些文本实践可以看出,尽管女作家们在叙述中仍然借助性别视角,但性别视角并非进入历史的唯一视角,性别问题亦非讲述历史时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便是关于性别经验的书写,也安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中。这种对历史的处理方式,已经超越了女性主义批评对“女性历史”的理论设计。
范小青《灭籍记》
与20世纪80、90年代的女性写作相比,21世纪的女性文本在处理个人经验、社会生活、历史想象等方面都有了更多元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本实践立足于性别,但并不囿于性别,拥有更深广的表达空间。女性写作的这些变化显然需要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做出新的阐释和概括,从而充实和丰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03
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写作相伴相生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其理论建设无法脱离具体的文学实践而独立展开。一方面,女性写作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批评理论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处理性别问题的策略和方法也为批评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某种方向性的维度。因而,调适两者在互动过程中的矛盾与分歧,有助于女性主义批评抛开成规,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兴起是以性别立场为前提的,但在两者的互动关系中,对性别立场的理解和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就女性写作而言,自新时期“女性写作”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被描述、被界定以来,性别问题就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性别话语也不是单一纯粹的话语场。因此,被定义为“女性写作”的文本处理的往往是包含着性别议题的复杂的社会现实。这种现象在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本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女作家不愿意被界定成“女”作家,不愿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为什么很少有女作家愿意将自己的写作定义成“女性写作”。比如张洁,她在1981年发表的《方舟》被视为中国当代最早的女性主义文本,但她本人却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炽烈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一个被女作家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女作家首先是作家,作家的写作当然也不应该局限于性别。在2019年张莉所做的女性写作观的调查中,绝大多数愿意接受调查的女作家都认为写作应该是面向人类的总体命运和普遍存在的,或者换一个角度,如阿袁对该问卷的回答:“就算性别写作不是反文学,也到底是对文学的窄化。”其实,对女性文本的阐释本来就可以有多个角度,性别也只是其中一个角度而已,肖瓦尔特说“在阐释的自由天地中,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只能同别的阐释见解决一雌雄,而所有的批评读解注定会成为明日黄花,被更新的读解所取代”,女性主义批评无意于取代其他阐释方式,单纯的性别角度也无法阐释出女性文本多重的意义空间。
但是,如果我们认可女性主义批评之于女性文本的阐释价值,就必须正视囿于性别立场带来的阐释局限。就女性主义批评而言,女性主义理论的建设必须要有性别立场,放弃了这一立场,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一理论的根基。不过,具有性别立场,并不意味着只能有一种立场,而且性别立场本身与其他立场也并不矛盾。正如性别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两性关系一样,女性写作所处理的材料也不可能仅仅指向性别,而女性文本中超越性别意识的表达,同样也不是以否定性别本质为前提的。相应的,女性主义批评强调的性别意识只是女性写作的一种路径,更何况是性别意识鲜明的文本,也是在与世界的普遍联系中产生的。丰富多义的女性文本已经提示女性主义批评无需自我设限。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在调适与女性写作的互动关系时,非常有必要以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将性别问题放置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去考量,在性别立场上叠加或者兼顾包括民族的、国家的、民间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等等立场,而不是从复杂的文本中仅仅抽离出纯粹的性别问题进行解读和理论归纳。
女性主义批评一项重要的理论工作是建构女性美学,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的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权力结构,通过强调性别差异,为女性在既定的权力秩序中争取平权,在被漠视或者忽视的文化传统中建构女性文化。但是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与女性写作的文本表达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就文学创作而言,任何一部作品呈现的都是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任何一个作家在表达这个世界时都不可能排斥另一性别,文学世界中那些动人的女性形象也并非都出自女性作家之手。而且,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社会关系中其性别本质的边界都是模糊的,流动的,甚至是不确定的。如果文学批评只是简单地将女性写作与女性的性本质联系起来,认为女性写作应该是细腻的、日常的、繁复的、“女性化”的,或者男性的写作应该是粗犷的、宏大的、简约的、“男性化”的,无疑是偏狭的。事实上,女性主义批评自身也对单纯强调性别差异的女性批评进行了反省,因为界定女性文本的独特性是非常困难,无论这种差异来自风格、文类、经验还是阅读过程,其标准都很难确立。
其实,关于性别本质以及由此引发的性别差异的争论,不仅是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重要议题,也是推动该理论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1929年弗吉尼亚·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借用柯尔律治的说法“睿智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婉转地表达了男女平等、相互交融、和谐共存的文化诉求,并借此为女性争取平等的写作权利。此后,双性同体诗学(androgynist poetics)成为衡量衡量女性文本的批评标准,但是该标准在体现两性平等的要求的同时,却否认了女性书写的独特性。随后出现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女性批评”同样也遇到了理论困境,而借助后结构主义建立起来的“女性本原批评”在解构性别的主体性之后,也没能在理论上解决性别本质论的难题。不过,新时期以来大量将性别议题与其他议题相交织,包含性别却不局限于性别的女性写作,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建构女性美学的思路。这些女性文本提示我们,批评理论可以在“双性同体”基础上构建女性美学。只不过,这种“双性同体”的文化想象并不是以取消性别差异为代价,而是建立在充分肯定和尊重女性性别本质的前提上,这意味着女性美学的创建需要既重视女性的性别本质,也兼顾蕴含在性别本质中的模糊性,既尊重作为性别群体的普遍性,也肯定女性作为个体的特殊性,从而为女性美学的建设赢得更广阔的理论空间。
弗吉尼亚·沃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
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自身的发展轨迹来看,虽然研究女性文本是其始终如一的任务,但其理论建设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在为女性文本提供有效阐释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人类认识世界、了解自身的知识体系,或者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在西方,“性别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在文学、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也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以法国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的研究为例,她通过对18—20世纪法国十位女性文字书写的研究,将她们丰富多元的“女性的话语”视为建构法兰西民族特性的主要元素,并借此发现且呈现出一种“法国式的倾向”。奥祖夫的研究借助性别而讨论民族性,其学术贡献在于,在确立女性主体性的同时,也将女性话语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特性联系起来,让性别议题不仅仅服务于性别,让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美学或女性主体性的建构,而是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联系中国女性写作的实践,女性主义批评也完全可以借助“女性的话语”,以性别为方法来讨论中国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性别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包括风俗习惯等复杂交织的“集合体”。中国现代并没有独立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民族解放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妇女解放目标的实现,现代女性写作的出现并非与妇女解放运动直接相关,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由现代启蒙运动所催生,这直接关系到现代以来女性写作的主题不可能只关乎性别,或者说女性文本所讨论的性别问题都包含在各个历史时期宏大叙事的脉络之中,与彼时的时代主题、集体意识和个人命运复杂勾连。因此,当女性主义批评面对女性文本时,处理的实际上是一个性别话语与民族、国家、阶级、人民、个人、地方性、历史化等多重话语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妥协,既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的复杂的话语场。当我们将“女性的话语”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相联系,性别才不仅成为分析女性文本的视角、立场和眼光,同时也成为讨论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法。进而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完善自身的理论建设。
04
结语
女性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启蒙女性意识、确立女性主体性的同时,也参与了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不断将性别问题复杂化,这使当下女性写作也表现出丰富多元的一面。女性写作的现实状况为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丰厚的文本资源,同时也要求批评家以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更多元的理论视角加以观照和提升,从而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现实语境中推进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建设。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文艺争鸣”，原文刊载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八期。感谢公众号“文艺争鸣”和郭冰茹老师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文中图片来自网络，如侵删。
本期编辑｜庞炜
推荐阅读
01 | ●性别平等的斗士：露丝·巴德·金斯伯格 |
02 | ●戴锦华| 如何理解“花木兰”式的女性生存困境？ |
03 | ●谢一峰 | 女性空间中的视觉张力 |